里瓦尔多的圣经

　　1997年9月，国家队2∶4主场负于伊朗队后出征卡塔尔。在极度的湿热天气下，我们被卡塔尔队1∶1逼平。十强赛刚打了两场，我们出线的前景就黯淡了下来。那次的卡塔尔之行简直是种煎熬，失望沮丧的情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卡足协秘书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在我队临行前特意自己驾车赶到饭店为我们送行。他拉住王俊生，坐在大堂的沙发上，讲了一番让人难忘的话。他说，我们两个队开局都打得不好，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但昨天的比赛很精彩，两个队都尽了最大努力，我们还能埋怨什么呢。你们中国队不远万里来到卡塔尔比赛，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到中国去，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没有足球，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见面。他讲这番话时，我一直试图从他的脸上寻找虚伪的痕迹，但我看到他目光睿智谈吐坦然，不由得感到，人家把足球看得更超脱更深刻一些，后来卡塔尔疯狂地奋起直追时，那足球场上的智慧和洒脱是与其胜亦可喜败也欣然的足球观分不开的。虽然我们也爱讲什么“比赛第二”的话，但这两年我总觉得我们像把刀架在脖子上那样踢球，真不痛快！

　　1998年12月，中国国家队在泰国参加亚运会，第一站是在一个名叫素拉他尼的小城进行预赛。在我们飞到素拉他尼的一个星期后，一架飞机在素拉他尼降落时坠毁，一些队员认出报纸上血肉模糊的一张死难者照片中，有个人就是曾为我们服务过的空姐。当时我们最怕的就是再坐上泰国航空的飞机。但由于我们输给伊朗，赛程惩罚我们必须坐泰航的飞机到一个更小的边陲城市宋卡去和东道主泰国争夺第三名这个“鸡肋”，大伙儿那别扭劲儿就甭提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我们到达宋卡时，这个小城的居民竟然倾城出动，他们在机场为我们每个人戴上了用鲜花编织的泰国式花环，并在机场到饭店的路上对我们夹道欢迎，有人甚至喊出郝海东和范志毅的名字。我们每个人都被这火一样的热情包围着，被这纯朴的民风感动着，沉浸在足球带给我们的幸福中。在那一刹那，我似乎看到了被我们遗忘了的那个足球，感到了我们身上的另一种使命。

　　1999年12月，日本足球职业联盟主席川渊三郎到北京访问。他提出要考察一下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因此中国足协就安排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贵宾室里与国安俱乐部领导杨祖武见了面。川渊详细地询问着国安俱乐部建设的方方面面，后来就谈到了日本足球腾飞的秘密。他说：“七年前，我强迫日本的各个俱乐部花钱搞青少年三线队，谁搞不起正规的青少年发展计划，谁就别想报名比赛。当时，我的硬政策花去了这些老板很多钱，他们都恨死我了。但现在，他们尝到了培养青少年的甜头，见到我都尊重极了。”是呀，日本足球的崛起不是因为哪个洋教练请得好，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球员在舆论和球迷的叫骂声中感到了压力从而找到了前进的动力，而是因为他们踏踏实实地在青少年中普及足球，在职业球队中培养大批的青少年球员，在足球的发展中确立“联赛为本”的思想。而这些永远也没有炒作价值的工作偷偷地为日本足球积聚了一批人才，“冲出亚洲”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当许多人每天为足球工作和思考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足球这个“名利场”里。我们为大多眼前的利益所困挠，有时候我烦躁，觉得难以找回自己学生时代对足球的热情。足球在渐渐失去自己的美丽。今天的足球在阵阵“辞职下课”的声浪充满了愤怒和不满，承受着无法承受的沉重。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这是朱自清在散文“春”中随手就来的足球，它离我们是那么遥远。